專家直言,各地申請自貿區,一方面反映改革熱情高漲,另一方面也說明,有些地方想靠政策拉動經濟的思維仍然沒有轉變。如果地方政府抱著“不搞自貿區會錯失中央給予的優惠政策,且會影響升遷”的想法,便恰恰與自貿區的理念背道而馳。
  自貿區的誘惑與“暗戰”文_本刊記者 舒煒
  在今年全國“兩會”上,各個省級代表團幾乎言必提“自貿區”。而伴隨著習近平主席對上海自貿區“大膽闖、大膽試、自主改,儘快形成一批可複製、可推廣的新制度”的寄語,以及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的肯定後,各省市更是堅定了圍繞著“自貿區”的“競跑”。據廉政瞭望不完全統計,目前至少已有天津、廣東、重慶、四川、福建、安徽等近30個省市明確表態要申報自貿區,其中有底氣十足的,躊躇滿志的,當然也不乏跟風觀望的。不過,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對此持有不同看法:“各地將自貿區看成一種單純的‘政策紅利’而掀起申報潮,這最讓人擔心。如果地方政府抱著‘不搞自貿區會錯失中央給予的優惠政策,且會影響升遷’的想法,便恰恰與自貿區的理念背道而馳。”
  “兩會”代表團上的異口同聲
  3月9號,中央政治局委員、天津市委書記孫春蘭率先透露,天津自貿區方案已獲得30餘個國家部委的支持,“我們理解天津應該是排隊在前面的”。自去年以來,環渤海地區的自貿區競爭,長期呈現出天津、山東青島、河北唐山曹妃甸“爭雄”的局面。三地一直也都各有理由,堅信自己能加入自貿區俱樂部。就在孫春蘭做出上述表態的5天前,曹妃甸工業區管委會副主任劉莊生表示,“2月底,剛把自貿區申請方案報到國務院。”但面對天津的“咄咄逼人”,河北顯然是“落在了後面”。不過據說有“專家點撥”,曹妃甸的方案將與距離較近的“天津自貿區”實現功能互補,避免重疊,曹妃甸寄望的是“哀兵之計”,即“從補償河北在治理環境方面的損失角度,曹妃甸的可能性較大”。另外的一方,青島市市長張新起也在山東團開放日上透露,青島自貿區的方案已經上報。其核心是利用青島在中日韓貿易中的區位優勢,但據此前媒體報道,青島向國務院上報自貿區方案時,去年12月“11·22”爆燃事故的陰影尚未完全散盡。值得註意的是,原紅旗出版社副總編黃葦町去年在宣講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時曾透露,未來自貿區“首先可能在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地區及臺灣對面的海西地區出現,接著可能在重慶、武漢、南寧等沿江沿邊地區出現”。黃葦町提到的這些地方,也一直在緊鑼密鼓地籌備著自貿區申報事宜,且各有高招。3月5日,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書記彭清華打出了廣西對東盟的合作牌,認為北部灣應該是具備這方麵條件的,希望國家優先考慮。同一天,在遼寧代表團開放討論上,省長陳政高表示,“這一輪開放的‘班車’,遼寧無論如何得上去,無論如何不能落下。遼寧為爭取大連自貿區獲批,已跟有關部門多次彙報”。陳政高也因提出的這兩個“無論如何”,成為輿論焦點。其實在2005年,時任遼寧省委書記李克強就明確提出過:“大連要緊緊抓住東北振興和沿海開放的雙重機遇,以建設東北亞重要的國際航運中心為著力點,通過建設大孤山半島中日韓自由貿易區。”不過,當時的自貿區概念和現在的還不能完全等同,但可見遼寧省堅定著這個發展方向。在部委層面,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曾明確力挺廣東提出的粵港澳自貿區,“我很願意看到其早日得到批准”。與此同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也在“兩會”上表示,廣東要繼續發揮好毗鄰港澳的優勢,落實好粵港、粵澳合作框架協議,推動設立廣東自貿區,進一步深化粵港澳合作。
  汪洋“潑冷水”,中部“做不到”
  在沿海城市掀起自貿區申報熱潮之時,中西部城市也不甘人後。重慶市市長黃奇帆表示,上海自貿區形成可複製可推廣的體制機制,除了在沿海佈局新試點,內陸可以考慮重慶。他強調,此舉有利於推動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發展。(重慶)不同於上海的自由貿易區,這是傳統意義上的貨物貿易的自由貿易區,是中國保稅區的升級版。面對重慶的高調爭取,成都也早已把“科技型自貿區”申報提上了日程。四川省發改委主任唐利民在“兩會”間隙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四川省和成都市有關方面也正在努力爭取,希望成都能夠建設中西部地區首個自貿區。對此,四川省商務廳廳長謝開華認為,自貿區不是像過去搞特區,中央給多少優惠政策,而是自己要根據特點,發揮特點,可複製可推廣,進行試點推廣。成都要申報自貿區,首先要革自己的命。在今年“兩會”上,西安市市長董軍也在團組討論時建議國家設立西安自由貿易試驗區,使之成為聯通歐亞、承東啟西的絲綢之路經濟帶第一樞紐。不過,相比於沿海,中西部城市在這場“競跑”中被外界普遍認為暫沒有顯露出明顯優勢。日前面對安徽老鄉提出的在安徽設立自貿區的要求,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就直言“慚愧”:“現在安徽也想要批這個自貿區,一時半會兒還是做不到。”汪洋表示,中部地區應該從實際出發,看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有專家對廉政瞭望記者表示,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中有幾句話和自貿區有一定聯繫。廣東、廈門、新疆應該位於獲批的第一層級,但重慶、天津、鄭州空港三地比較特殊,有跨入第一層級的可能;山東、浙江舟山新區、大連則屬於第二層級,其他地區屬於第三層級。但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部副主任白明給各地的自貿區熱提出“忠告”:考慮到各地發展水平的不同,自貿區不會在全國“遍地開花”,各地還應更加務實一些。
  “這是政策,我得拿”
  “要政策,還是要改革”?這是李克強總理去年在上海申報自貿區時,提出的一個著名問題。從國家的戰略層面看,自貿區戰略實質是改革,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而非經濟增長,自貿區並不能成為未來地區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推動力。從目前提出自貿區申報的各個地方而言,大多懷有複雜的心態。其中既有地方的實際需求,也有對地區間新的博弈和競爭的擔憂,當然還有將自貿區等同於優惠政策的傳統依賴。“一般情況下,方案要體現地方特色,體現國家戰略,體現創新性。同時,地方還需具備一定的基礎。”一名參與地方自貿區申報的人士說。值得註意的,各地為了提高申報的成功率也可謂使出渾身解數,走差異化戰略路子成為主流。如廣東鎖定粵港澳合作,福建省建立對台自由貿易園區,山東則強調中日韓合作,河南定位為首個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申辦自貿區的激情在全國是普遍高漲的,大家認為自貿區會成為一個新的政策高地,從而使自己能發展更快一些,這個心情完全是可以理解的。”這是國務院副總理汪洋的態度。在他看來,現在關鍵的是,大家都覺得這是個政策,我得拿,但這個政策到底是什麼,還沒有真正分清楚。對此,經濟學家吳東華擔憂,如果各地申報自貿區還是沿著過去高新區依靠投資拉動經濟的思維,容易導致跟風,容易導致產能過剩,讓同質化現象十分嚴重。觀察人士認為,除了擔憂,地方對此的態度更多體現出對“要政策”的區域發展路徑的依賴。“20多年以來,大家對以優惠政策、特殊政策為導向的特殊監管區已經習慣了。” 上海市政府參事室主任、上海自貿區總體方案主要設計參與者王新奎說,“特殊政策、優惠政策再搞下去,確實是效果越來越差,互相搶投資,到最後什麼效益都沒有。”
(編輯:SN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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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寶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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